在北京教育史上，曾经出现过几十座书院，譬如五代时期的窦氏书院、元朝的太极书院、明朝的首善书院、清朝的金台书院等，那是京城书香氤氲的地方。而存留至今的惟有金台书院，从当初的“首善义学”到现在的金台书院小学，风云变幻三百年，始终书香不断。
这座北京地区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古代书院，遗址位于东城区东晓市大街203号。古色古香的院落坐北朝南，院门匾额上的字样为“金台书院小学”，门旁地标石上的“金台书院旧址”为溥杰题写。
名称繁多，书香飘逸
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，京兆尹钱晋锡租用崇文门外洪庄——降清明将洪承畴私宅的部分房舍，创办了大兴义学，招收孤寒学童就读，时称“首善义学”。据说，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义学。此外，他还在宣武门外长椿寺创办了宛平义学。后来，宛平义学并入大兴义学。
两所义学合并后，钱晋锡打算购买洪庄闲置地皮扩建校舍，但遭到洪家后人反对。于是，钱晋锡上奏康熙皇帝，说是洪家后人欲捐地办学。康熙皇帝闻言大悦，御书“广育群才”匾额赐给洪家。洪家后人骑虎难下，只能照办。就这样，钱晋锡不费一两银子，拿到了扩建校舍的地皮。随后，经过5个月的施工，建成书室10间，讲堂、厨房、仓库等一应俱全，另有花圃、鱼池、凉亭等景观设施，环境雅致，“观者流连莫能去”。
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“首善义学”，在大规模扩建修缮后，改称“金台书院”。当时，书院是与官学并行的教育机构。不同的是，官学属于衙门，管理人员和教员皆为“公务员”。而书院有民办、民办官助、官办、官办民助等形式，机制更灵活。尽管民间抵制书院官学化，朝廷也不希望将书院办成官学，但金台书院诞生伊始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学色彩，因为它的创办人钱晋锡为京兆尹。至于“金台”一词的出处，据说是取自“燕京八景”之一的“金台夕照”。
在此之前，由于大兴义学隶属于顺天府，也有人称之为“顺天义学”。另外，清初思想家王源曾在大兴义学任教，并著有《顺天书院记》。所谓“顺天书院”，就是大兴义学。这个名称并未被公众认同，人们依然习惯性地称“义学”，而非“书院”，直到大兴义学更名为“金台书院”。
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就读于金台书院的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，中了状元。为此，金台书院又有一个美称——状元府。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金台书院更名为顺直学堂；1912年，更名为顺直中学；1915年，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十六初高级小学。1949年以后，先后为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、东晓市小学、金台小学。2011年，更名为金台书院小学，直到现在。
顺便说一下，康熙皇帝题写的“广育群才”匾额，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八十年代末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书画家胡絜清重新题写了“广育群才”匾额。九十年代初，冰心老人题词——专心地读书，痛快地游戏。
经费充裕，数次修缮
作为顺天府所属的教育机构，金台书院经费充裕。除了直隶省和顺天府每年的拨款，还有各种名目的资金来源。譬如，康熙年间，每年向金台书院拨付白银300两，用于资助寒门学子，称作“膏火银”；乾隆年间，拨给金台书院官田，用于收取地租；此外，还有发商生息，就是将修葺剩余银两和地方筹措的银两外借收取利息，用于充实办学经费。固定经费以外，还有临时经费，主要来源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资助学。
由于金台书院地处达官显贵、富商名流聚集的京城，口碑又好，各种捐助源源不断。譬如，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金台书院修缮时，很快募得白银14631两，李鸿章和周家楣各捐银1000两。充裕的经费使金台书院运转顺畅，教职工及学子们均无后顾之忧。
于是，改善办学条件便顺理成章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顺天府尹陈守创主持修缮金台书院，不仅对陈旧的书舍进行了翻新，而且“又展扩两傍，添若干间，规模轩敞，迥非旧观”。四十多年后，顺天府尹虞鸣球主持修缮金台书院，使讲堂学舍焕然一新，另建围墙5000余丈。
光绪五年，顺天府尹周家楣牵头策划大规模修缮，经接任府尹李朝仪、游百川精心操办，历时两年竣工。经过此次修缮，“计建造朱子堂三间，讲堂三间，大堂三间，垂花门一座，官厅六间，大门一座，南照房五间，东门一座，东、西文场二十间，东、西厢房十间，厨房、中厕、马棚共七间，以上共房六十四间，影壁一座”。门前有了扇形挂瓦影壁作为屏障，门口的石雕卧狮雕工精湛。官厅正中的垂花门楼，全部以木料雕装镶嵌，油饰彩绘，显得雅致而庄重。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所书“状元”匾，悬挂于垂花门，彰显“状元府”书香氛围。东西文场不仅宽敞明亮，而且建有回廊。场内添置桌椅，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条件。主要建筑为朱子堂，那是祭祀朱熹、讲授程朱理学的地方。至此，金台书院的三进四合院布局井然有序，大致为书院建筑的传统格局与规制。
奇怪的是，金台书院竟然没有藏书楼，不仅从无刻书之举，而且“夙无藏书”。在古代，书院的功能大都是讲学、祭祀和藏书，而金台书院缺少了藏书功能。清朝皇帝曾赐予金台书院《淳化阁法帖》等书籍，社会各界亦有图书捐赠，但终未形成藏书格局。顺天府尹周家楣曾向皇帝上疏，请求南方各省长官在属地书局出版的图书中，每种书“检备一部”赠送给金台书院，以供诸生学习使用。他试图以这种方式“聚天下之书”，若能如愿以偿，也许金台书院就有了藏书楼。但在晚清颓势日显的情况下，此举只是一厢情愿。
1984年，金台书院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，按照文物保护法则进行了全面维修。在金台书院现存文物中，有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《金台书院记》石刻一方，镶嵌于大门东壁。另外，院内尚存石碑两座。这些文物保存于金台书院小学校园内，依然在寒来暑往中浸润着书香。
名士云集，人才辈出
金台书院设院长、学长、学副、上舍等职，教学内容主要是习作八股文、临摹法帖，有时也讲授一些经书义理。学生主要是准备参加会试、殿试的举人和贡生，顺天府童生亦可就读，书院东西文场、厢房就是教室和宿舍。
在教学上，参照科举考试，建立了严格的生徒考课制度。设定岁考、季考和月考，考课内容为正课、经文、策问、诗、赋、史等，“于制艺试帖外，并课经古性理，以冀学有用之学，成有用之才，砥砺既深，贤能辈出”。岁考一般在正月举行，及格者才能在书院学习；季考、月考是平时检验生徒学习状况的考试，分为官课、斋课、古课三项。官课由当地最高长官任主考官，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，若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即上疏举荐；斋课和古课由院长主考。另外，将课艺刊刻出版，以展示教学成果、传播书院文化、树立生徒学习的榜样。比如，道光年间出版的《金台书院课艺（上、下册）》等。
与此同时，聘请“经明行修，足为多士模范者”出任院长，以扩大金台书院的影响力。康熙年间举人王源、雍正年间进士陈兆仑先后担任书院院长。此后，“金台为首善书院，顺天府主其事，每延京朝官有文望者为院长”。乾隆年间进士、经学大师顾镇担任院长期间，“每阅文数百卷，旁乙横抹，蒿目龟手，一字不安，必精思而代易之，至烛烬落数升血喀，喀然坌涌，而蚕眠细书犹握管不止”，可谓兢兢业业，鞠躬尽瘁。道光年间举人、同进士出身的徐家杰，晚年居京师，主持金台书院讲席十余年，德行文艺为“一时所宗”。这些名士担任院长期间，利用自身人脉，聘请饱学之士到书院任教，提升了书院的教学质量和文化品位。
当然，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。他们认为，所谓名士不过是高官的另一种称谓，他们到书院讲学无非是讲一些空洞的道理，水平低的是“训话”，水平高的是“训导”。不论训话还是训导，都是即兴演讲，无法形成学统，而书院是最重学统的地方。地方官兴办书院，目的在于政绩，这种书院势必沦为官学的附庸。正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大风刮倒梧桐树，自有旁人论短长。
不管怎样，金台书院的教育成果是显著的，历届会试中，考中进士者为数不少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金台书院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，成为清朝第101个状元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从金台书院荣登龙门的众多士子，或成为官员，或成为学者，“人才辈出，极一时之盛”，在古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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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岳 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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