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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选配资炒股网还被当地报纸讽刺为“长不大的青年军官”

五年从繁荣到崩塌：博塔时代南非的急坠与难返

1981年的约翰内斯堡，街头咖啡馆里还能听见留声机放着轻快的爵士，穿西装的白人矿业经理在讨论下一批黄金出口去瑞士还是伦敦。那时南非的GDP占了整个非洲大陆四分之一，人均收入三千多美元，在撒哈拉以南几乎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电力供应稳定得像钟表，甚至有个开普敦老工程师笑说：“咱这电能送到纳米比亚去烤面包。”

可五年后，同一条街上，玻璃橱窗蒙着灰，一半店铺关门。兰特贬得厉害，有人拿着工资跑去超市怕晚了就买不起牛奶。经济下滑之快，让很多老居民至今觉得像是一场噩梦——昨天还在山顶喝茶看海，今天就滚落悬崖。

博塔，这个故事绕不开的人物，其实出身不算显赫。他父亲参加过布尔战争，对英国恨得牙痒痒；母亲是典型农庄妇女，会做一种甜玉米饼，据说他后来在总统府也常让厨子照方抓药做给自己吃。他年轻时学法律，中途退学跑去搞政治，那会儿他才二十出头，就已经开始组织反对派集会，不满政府支持英国参战，还被当地报纸讽刺为“长不大的青年军官”。

六七十年代，他当国防部长，把军费从预算零头拉到总盘子的五分之一。有位曾在国防部档案室工作的老人回忆，那几年文件柜里堆满了安哥拉行动计划和核试验草案，“有些图纸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懂，但上面签字的是他的名字。”这种重武器思维延续到了他当总理之后——民生预算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却还要花钱养兵打仗。

1981年前后，是南非经济的高光时刻，也是转折点。当年全球金价开始下跌，从每盎司600多美元掉到400以下，这对一个靠黄金吃饭的国家就是直接掐住脖子。同一年，我认识的一位德班港口调度员告诉我，他们码头原本每天能发走几十吨钢铁和化工品，可到了年底，只剩寥寥几船，“机器锈味都盖过海风味道”。工业订单减少、失业率飙升、通胀逼近15%，日子肉眼可见地紧起来。

1983年的新宪法改革，看似给有色人种和印度裔一点议会席位，但黑人依旧被排除在外。这种半吊子的改动反而激起更大抗议。我曾翻过一份彼得马里茨堡大学学生刊物，上面写：“这是请客吃饭却把你锁门外，还让你闻菜香。”国际资本撤离速度惊人，美国银行拒绝续贷，大公司抛售资产离场，有传言说某家英资矿企老板临走前，把办公室墙上的猎豹标本都带回去了，不留一丝念想。

最具戏剧性的，是1985年的“鲁比肯演讲”。全世界等着博塔宣布释放曼德拉，他却拐弯抹角，说了一堆模糊承诺。这一下，美国通过《反种族隔离法》，欧洲企业加速撤资，当年资本外流数十亿美元。据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一名退休经纪回忆，那周交易大厅像葬礼现场，“电话铃响都是坏消息”，兰特瞬间贬值一半，多数中产家庭积蓄蒸发殆尽。全国紧急状态延长，大批年轻黑人被拘押或流亡国外，一些乡镇小学因教师逃亡而停课整月，小孩只能帮家里收玉米苞谷谋生计。

往后的几年，更像是慢性病拖成恶疾：干旱冲击农业、制造业市场萎缩、电力供应频繁中断。一位来自自由邦省的小巴司机跟我聊起那段日子，说他们镇上的糖厂关门后，好多人连车票钱都凑不起，只能步行几十公里进城找活干。“以前送货路上还能唱歌，现在大家只顾低头赶路。”他说完抽了一口廉价烟，又摇摇头笑了笑，没有再接话题。

等到1989年博塔中风辞职，新总统德克勒克才逐步松绑政策——解禁非洲人国民大会、释放曼德拉、多党谈判……这些动作换来了国际制裁解除，也让九十年代初出现短暂复苏。但即便如此，高失业、高贫富差距的问题始终没解开。有研究者指出，到2010年代初期，黑人失业率仍然是白人的五倍以上，而教育医疗资源差距大得惊人。在林波波省北部，有学校用废弃集装箱改成教室，下雨天屋顶漏水，小孩们搬桌椅躲水坑继续上课，这画面很难想象它发生在一个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里。